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。我深感我有责任将一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,同时将他真正的为人,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如实地写出来,以留给后人去评判。我写的是生活传,对于胡风的文艺理论方面我无能涉及,对于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况,我没有资料也不敢妄加评论。因此我想为他说清的一些问题,只能是自己亲历的实际情况以及对那些栽诬的澄清和分辩。
即使是这样,要对他80多年的生命作一个哪怕是简略的叙述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。早年,幸好我曾带着孩子在他家乡住过一些时,接触到他的家人,听到一些有关他幼年时的情况,还看过他家新修的家谱。
等我打算写这本传时,我又回了一次他的老家,可惜却一无所获。不仅老一辈的人都没有了,连那两处老屋也都无处寻觅了。
我也曾去武汉寻访他读过书的启黄中学,但那里已成了一家工厂。武昌小朝街的房子也已拆掉,了无所存。我还到庐山小天池一带去寻访过,也没有找到一丝胡风过去居住的遗迹;至于南京的东大附中,则早已迁走,原址成了另一个大学。
解放后的那几年虽然很难写,但我知道,这是读者非常关注的,所以那倒是力图从我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的。
最后写到了他失去自由的20多年,我的心情变得很坏,因为这等于是要我和他一同再受一次屈辱,再受一次惊吓,这使得我几乎无法执笔。好在,这段生活我在《胡风沉冤录》中已有详尽的描述。
我和胡风共同生活了51年,即使在他坐牢时我也陪了他十多年。我能向有心再写《胡风传》或《胡风评传》的学者们献上这份资料,也算是尽心尽力了。
我总算可以向胡风交代了。不过,我能想象,如果他活着看到这本书,一定是会骂我的,主要是嫌我太罗嗦,由他自己来写恐怕只要十几万字就行了。而这恰恰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,有许多事应该由自己站出来说清楚。
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看到档案馆公布出来的资料,对本书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。